1979年9月初七命运，洞天寻隐·纪念王岗与施舟人先生交往的二、三事

王岗

惊悉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先生于2024年2月18日凌晨在阿姆斯特丹溘然长往，不胜痛心。本人从事道教研究的历程，与施舟人先生有分不开的缘分。在此匆匆记下与施舟人先生交往的二、三事，聊表对先生的追思之情。

施舟人又名施博尔，祖籍荷兰，是迄今为止对道教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也是当今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1962年至1970年他在台湾地区留学期间，来到台南，学习闽南话，拜第63代天師张恩溥（1904－1969年）为师，又跟着陈荣盛道长的父亲学习道教仪式，正式入道为正一派受箓道士，法号“鼎清”，最终成为一名法师，与陈家一起进行道教仪式施演。他对道教研究的贡献，大致可分成道教文献整理、道教科仪、道教授箓制度、道教戒律、地方道教及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分香制度、道教圣地研究、道教教派、道教思想观念、道教碑文、道教历史和道教学术史、道教总论及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诸方面，是将道教经典研究与人类学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的第一人。其研究的成果有《道藏通检》（Concordance du Tao-tsang）、《道体论》（The Taoist Body）、《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中国宗教：一个活的传统》（La religion de la Chine: la tradition vivante）等，著作等身，不胜枚举。堪称现代道教学的“教父”，他的论著是道教学者的必读物。我除了收藏他的专著外，还用满满一个文件箱，收集了他的论文。施舟人先生长期同时任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中国宗教教授和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历史教授。他的学术职务与荣衔包括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莱顿大学荣休教授、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荣休教授、法兰西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所长（1987-1992）、法国荣誉骑士勋位，以及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道教文献目录提要”（1979-1985）和“圣城北京”（1996-1999）这两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从2003年起，他又先后受颁中国福建省友谊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奖、“感动中国”国际友人。后又主持由国家汉办组织的大型国际汉学合作项目——《五经》的翻译工作。

我早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就倾心于施舟人先生的著述。万没有想到，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就职后，居然有机会与施先生近距离交往。我是1999年1月到中大工作的，我所任职的中大宗教系以文学院人文科学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Humanities Professor of the Arts Faculty）的名义请施舟人先生来中大从1999年九月至十一月驻校讲学。施先生的太太袁冰凌博士是复旦大学历史系79级毕业生，算是师姐，也对我能多与施先生接触提供了帮助。在此期间，无论是施先生在中大演讲，他在香港道教学院的讲座，还是我们私下的聚会，我都有机会多次向他讨教。严格来说，我真正走上道教研究之路的学术转型，是施先生启迪之下的产物。

在讲述施先生对我的影响之前，有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1976年九月，在巴黎的欧洲汉学会议上，施舟人先生提议成立一个研究计划来研究《道藏》（Tao-tsang Project），这一计划随即汇集了欧洲几乎所有汉学家，在他的主持下启动。该计划持续展开了二十几年，终于到2000年，该计划完成，以《道藏通考》为名交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考虑出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找的匿名评审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余国藩先生。余国藩师当时跟我讲了这事，并十分欣赏，打算极力向出版社推荐出版该部巨著。本来这匿名评审制度，被评审作者不应该知道谁是评审者。但我还是很激动，想也无伤大雅，就私下告诉了施先生余老师是评审者。施先生十分高兴，因为他知道余老师是内行，相信余老师的慧眼。2004年《道藏通考》出版了，并于2005年获得了全美宗教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学术最高奖。2005年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举办了庆祝出版《道藏通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施舟人先生也去赴会。2005 年余老师也刚好出版了他的新著《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历史与文本向度》（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余老师向施先生赠送了一部该书，施先生立刻在会议期间一口气将之读完，兴奋地对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有许多其他学者不敢说的洞见。余老师事后很欣慰地告诉我，只要有这样的知己，这就够了，是他最大的满足。这种顶级学者间的彼此赏识，非常感人，让我体会到做学问中的人性关怀。

施舟人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广泛的。施先生有次对我说，行政的事尽量不要担任，这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如果系主任要我教各种课，不要推辞。虽然开设新课程很辛苦，但对我长期的学养积累是很有好处的。我正是听取了他的告诫，在中大期间我先后或同时在宗教系、历史系、语言文化系、中文系任教，开设了不少新课程。我也被迫开拓新的知识视域，这些对我都有很大的裨益。如在历史系开设的“明史”课，至今让我受用无穷。

讲到道教研究，记得我曾向施舟人先生谈到我对明代道教的研究兴趣，他当即说，“好极了！明代道教是那么的重要。但现在研究明代道教的人是那么的少。你是唯一一个研究明代道教的人”。我不敢说我当时对明代道教研究有什么心得和成果。但施先生对我的鼓励，却让我确定了对明代道教研究的方向。研究明代道教的学者的确人数极少，结识施先生二十一年来，我是沿着他所设立的典范摸索前行的。拙著《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是长达十年研究的结晶，就是对明代道教的一个探索。就在2014年3月3日，施先生给我发电邮，褒奖了拙著，很多是前辈的鼓励之词，但有一句奖掖的话却跟我受到的学术熏陶和研究进路有关，让我感触很深，我摘录下来：“你对明代历史的深度博学让你发现了在明代绝对重要但实际上被忽视的道教史实的如此巨大的丰富宝藏。”从2011年六月至2013年九月，我先后参加了在美国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举办的“明代地方宫廷”学术研讨会和在法国滨海大学（Université du Littoral Côte d’Opale）举办的“紫禁城、皇宫和王庭：东西方皇权∕君权的象征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好几位中国和欧美的明史专家也都对我的研究表达了浓厚的兴趣。我从事明代道教研究，这些年来几乎在单打独斗中度过，没有同行的交流，十分寂寞。施先生的话，是对我从史学角度研究明代道教的肯定。这是施舟人先生道教研究典范的激励所致。

施舟人先生对道教和中国文化的热爱是举世皆知的。他的名言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是世界大事，不能让中国人独立承担。”而他对道教的尊敬也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施先生具现了宗教学者对研究对象 “同情性理解”的金科玉律。我近年来对茅山道教的研究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结。拙文《明代江南士绅精英与茅山全真道的兴起》和《明版全本〈茅山志〉与明代茅山正一道》，就是这种对道门内部关照的产物，也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而且，正是由于拙文《明版全本〈茅山志〉与明代茅山正一道》，茅山道院住持、江苏省道教协会杨世华会长称茅山道教的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也随后在茅山道院的支持下点校整理了明版《茅山志》，出版后，经由道友陶金，向施舟人先生转赠了一部以报告我的研究进展，先生当时十分高兴。

2024年十月，我赴北京故宫参加“十三至二十世纪君权与皇家对宗教的支持”（Sovereignty and Imperial Patronage in China (XIIIth-XXth century)）国际研讨会。会期是25-27日，而在10月24日上午，我应邀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参加了“洞天福地与东亚文化意象暨洞天福地（TNS）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会上，施舟人先生做了题为《洞天福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哲学与道教自然保护区》的主题演讲，极具震撼力和感染力。同时，我也能与施先生多年后的重逢而兴奋。第二天，我和施先生皆到故宫博物院参加“十三至二十世纪君权与皇家对宗教的支持”研讨会。刚巧我们这一论坛的主席就是施舟人先生。由于我所要宣读的论文和让·梅耶尔（Jan de Meyer）博士的论文皆涉及明初高道刘渊然及其清微派，施舟人先生在我们这论坛开始发表论文之前，简要介绍了我们这些论文作者，并特意点出：“道教清微宗很重要”，值得我们去研究。我在随后的回答提问阶段，回应了施先生。对道教清微派的最早研究，正是施舟人先生1987年的重要论文《宗师赵宜真与道教清微派》（“Master Chao I-chen (?–1382) and the Ch’ing-wei School of Taoism”）。刘渊然正是赵宜真的弟子。我一直视施舟人先生为老师。而我从事刘渊然的研究，就是受了施先生的启迪，接续他的研究，研究赵宜真的弟子刘渊然。

“十三至二十世纪君权与皇家对宗教的支持”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合影。2024年10月27日于故宫。照片由国际主办方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法国远东学院拍摄并提供。

在北京参加会议的这段时间，跟施先生有时间多从往还。施舟人先生告诉了我他这次来北京的缘起。荷兰皇家动物园原先有个保护大熊猫的基金会。施先生运用其影响力，劝说皇家动物园调整宗旨，说中国科学家对大熊猫保护得很好，这不是荷兰皇家动物园应该做的事。既然是关注保护自然，他建议皇家动物园将这笔基金用于更有用的地方，保护中国的自然景观。为此，在施舟人先生的鼓动下，这笔基金被用来成立了“爱山基金会”，由施先生主持，专门用于保护中国道教的“洞天福地”。适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出了保护“洞天福地”（TNS）的倡议以及“洞天福地”（TNS）申遗和保护工作，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希望与施舟人先生主持的“爱山基金会”合作。施先生让我参与他与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的协商，并邀请我担任“爱山基金会”理事会成员。我自然欣然答应。

施舟人先生的典范，使得我对法国汉学家的道教研究心往神迷，因此我坚持阅读这些法国汉学家的道教研究论著原文，不但让我在道教研究上收获巨大，而且体会到法国学者的治学性情。与施先生的交往，开启了我随后与法国汉学家中的劳格文（John Lagerwey）、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范华（Patrice Fava）、德宝龙（Pierre-Henry de Bruyn）、戴文琛（Vincent Durand-Dastès）、洪怡沙（Isabelle Ann）、方玲等道教学者建立了友谊，也为我领会法国道教学者的学术精髓提供了契机。我于2013年十一月在上海道教学院的演讲题目是“法国道教研究”。而2014年五月至六月以来受邀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举办的历年“海外优秀学者讲座项目”中，系列讲座授课的题目也是“西方汉学——以道教学为中心”。名曰“西方汉学”，聚焦其实就是法国道教学者的研究。不仅讲这些学者的道教研究成就，也谈他们的品性、坚执与境界，让复旦学生了解研究道教的法国汉学家是如何从对历史文化的深度理解，一路走过来，阐发多元学术思潮的激荡，实践人文关怀，完善人性的巅峰状态。

很多事情都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我最近一直在阅读施舟人先生的法文论文集《中国宗教：一个活的传统》（La religion de la Chine: la tradition vivante）。此外，香港中文大学黎志添教授邀请我今年六月在中大举办的“中国道教文化青年教师研习营”上，讲授“道教研究的历史回顾”一课。我考虑了时间的局限，决定还是将重点放在法国汉学界对道教的研究上。这几天已开始备课，刚好在准备对施舟人先生道教研究及其贡献的介绍。这种种迹象暗示了有关乎施先生的事情的发生。最早向学术界披露施舟人先生去世消息的祁泰履（Terry Kleeman）教授，用如下的语言来描述辞世的施先生 “has achieved transcendence”（羽化登仙）。施舟人先生去世的2月18日，正是荷兰时间农历正月初七，是道教三会日之一的举迁赏会。我们有理由相信，施舟人先生成功证道而飞举升仙。

王岗，佛罗里达大学语言文学文化系、宗教系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兼职教授。

责任编辑：韩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