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属性，我，家，曾，是，四，属，户

老家邻居（妻姐）1979年建的房子 问顶摄 先说明一下，四属户是个中性词，自称四属户，毫无炫耀之意！ 这个词让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终于80年代，一般是指农村的烈军属和干部职工家属。相应而生的还有“半边户”一词，指四属中以女方为户主，带着儿女在农村生活的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就是军属，但那时候不需要也就没有四属户一词，1956年兄长复员回家务农，军属资格自然中止。后来，我参加工作，1971年结婚，又与兄长分家，成了四属户，并且是半边户。 古人云“事非经过不知难”，成为四属户后，特别是1974年秋天，到农村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后，我才体会到四属户犹其是半边户一家子的艰辛。 我驻的地方是陈王公社合兴大队，历来称“水家冲”，合兴是公社化时命名的。 支书大号陶和清，弟弟义清，是我高小时同学，在公社任广播线务员。陶母70来岁，身体硬朗，仅牙齿缺了几颗。她边掏米边与我拉家常：我们这里叫水家冲，其实是“干家冲”（意为缺水）……以前说煮饭是米放一把，红薯米紧瓦（意思是大米少，红薯米尽量多放些），现在红薯米也不够恰（吃）…… 她并非诉苦。后来生产队长告诉我：上年决算分配，生产队人均口粮是168斤毛粮。（毛粮，即带壳的，如稻谷等）而那时的城镇居民，是按年龄阶段定量，一般是每月24斤净粮，年288斤。我们下乡干部，每月36斤，年432斤。168斤，是我几年农村工作中遇到的最低标准，因而印象深刻。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乡亲们吃饱饭。在组长赵云英带领下，“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每天晚上都与大队干部开会至深夜一一由于都无钟表，也不知几点几分。 立冬时节的一天，工作队员到公社（应该是公社机关，当时都这么简称）开会，途中一个熟人告诉我，说是我家里带口信，我孩子病了，要我回去一趟。 会后我向工作队丁队长请假。 丁队长是从地财委来我县的，坐了一段冷板凳后，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刚任组织部长不久，兼任工作队长，听口音不知何方人氏，很多干部背后都是称他丁马列。“小孩病了？要请假？”他反问！“是的，丁部长。”我以为他未听清我的土话，恭恭敬敬地回答。 “你是医生吗？” “丁部长，我不是医生！”听了这阴阳怪气的话，我立即回答。 “不是医生，你回去干什么！你回去有什么用！一个人革命干部，不能只顾小家庭，要想大局，要有远大理想，要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累的人，要想共产主义伟大事业……” 我不知道他的马列主义课会讲到何时，心急如焚，不顾礼貌，打断了他：“是的，丁部长，按照你的指示，我不请假了。” 孩子，病情，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回大队途中，我如实向赵组长讲了，那时她还没有孩子，但她以女性伟大的同情心，在组长的权限内，批准我请假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返回。 不足15华里，我一路小跑，很快就到家了。 进入家门，妻正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手抱着二岁半的女儿，一手斩猪草。 “小英病了，发高烧，我打了几个电话不见你回来，才找人搭信。” “没有人告诉我打电话（注）的事，今天听到信了才回来的。小英什么病？好些了吗？” “是出麻疹，今天退烧了！” 轻言细语，没有指责，没有质问，这时候的她，是那么温柔贤淑，那么通情达理。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离別父母弟妹的大家庭，嫁到这个陌生地方，赡养我年迈的双亲，抚育孩子，用她柔弱的肩膀，挑起这个家，左邻右舍，都是夫妻双双把家还，而她独自负重前行，无怨无悔。在孩子病了这危急时刻，她该是多么希望我能在身边一一而我却姗姗来迟…… 听到是出麻疹，我心稍安，伸开双手，去抱孩子，半睡半醒的她竟然拒绝我一一也许是我俩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她幼小的心灵里，我就是一个陌生人，也许是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她才感到舒服安稳踏实！ 第二天天刚亮，离家时我交代她：“今天就别出工了，在家带小英！” “我已经三天没出工了，昨天就有人在骂：养他们这些跛脚骡子……” “別听那些闲话，现在不是农忙，完成20个劳动日就行了（注）。” “我要去出工，不愿听闲话。” 在与社员一起相处的日子里，我已深深感受到了农村的另一面：笑你贫，妒你富。我驻的生产队旧名陶家湾，男性全姓陶，自称“一个公公子孙”，二个半边户，按理说也算亲人，可是，这两个女社员都如同一些人的眼中钉，何况我们这五名杂姓的地方。流言蜚语是可以杀人的！ “相见时难別亦难！”身临其境，我才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质问上天：你赋予我解救受苦受累的世界人们的职责，为什么不给我解救他们的能力？我连自家都解救不了…… 回到水家冲，在赵组长的带领下，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全体社员不分昼夜战天斗地，以粮为纲，还植树造林，挖渠道，开梯士，购置了三台柴油抽水机……工作队秋收前离开时，产量产值还是未知数。早稻是丰收了，但社员吃饭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随后，承上级照顾，我被定编到家乡一一江南公社，回家的次数多了些，但依然是“半边户”。我还时常听到一些水家冲的消息。 我的同学，即陶支书的弟弟，这家四属户，生活安好。另外两家半边户，一个丈夫是株洲市工人，一个丈夫在离家100多里外当农村干部，两个年轻的女社员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喝了农药…… 1979年，我调入县城，国家关于下放户返城的政策出台，我的半边户问题也解决了。随后，土地承包责任制推行，“四属户”一词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图片来自网络）（注：那时候个人打电话必须到邮电局（营业厅），农村只能接通到公社总机室。 农村生产队的成年人，都规定了一个月必须参加xx天集体生产〈俗称出工〉，一般男26天，女20天。有奖罚措施的。